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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5日，2020年聯(lián)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暨《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15次締約國大會（第一階段）勝利閉幕。盡管受新冠疫情的影響會議延期一年舉行，會議形式也轉為線上線下結合，但在這種情況下，仍有196個公約締約方中的140多個締約方、30多家國際機構的5000余位代表出席第一階段大會，并取得豐碩成果。在為期5天的第一階段大會上，與會代表就審查執(zhí)行《公約》和《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戰(zhàn)略計劃》以及實現(xiàn)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進展情況、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等重要事項進行了討論，并在高級別會議上以“生態(tài)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為主題舉行了三場小組討論，取得了豐碩成果。

《公約》于1992年聯(lián)合國環(huán)境與發(fā)展大會上開放簽署，于1993年12月生效，至今已成為批準最為廣泛的國際環(huán)境公約之一?！豆s》以保護生物多樣性、實現(xiàn)持續(xù)利用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和公平平等地分享利用遺傳資源產生的惠益為目標，旨在實現(xiàn)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間的利益平衡。在此基礎上《公約》構建起對締約方具有約束力的義務條款，主要包括：保護和可持續(xù)利用生物多樣性的方式；就地保護、遷地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組成部分；鼓勵保護和可持續(xù)利用生物多樣性資源；研究培訓；公眾關注和教育；生物多樣性目標影響評價；規(guī)制基因的取得；技術取得和轉讓；資金保障等。《公約》提出了一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全球綜合性方案，對保護完全位于一國管轄范圍內的遺傳資源提供了制度依據(jù)，通過建立更廣泛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法律框架來填補舊體制的空白。中國于1992年6月簽署、11月批準《公約》，成為最早的締約國之一。

《公約》第23條建立的締約國大會（COP）是公約的管理機構，主要職責是審查公約的執(zhí)行情況。締約國大會還負有審查咨詢意見、通過議定書和公約修正案、考慮增補附件、建立必要的附屬機構等職責。2000年于蒙特利爾召開的第5次締約國大會和2010年于名古屋召開的第10次締約國大會分別通過了《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和《名古屋議定書》，前者旨在使生物多樣性免受現(xiàn)代生物技術產生的改良生物體的威脅，后者的目的則在于促進遺產資源惠益的公平、平等分享。2016年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第13次締約國大會上，中國成功獲得了第15次締約國大會主辦權。

第15次締約國大會分兩階段舉辦，第二階段將于2022年4月至5月繼續(xù)召開。目前，大會第一階段已勝利閉幕并取得豐碩成果。

本屆大會主席、中國生態(tài)環(huán)境部部長黃潤秋先生對第一階段會議取得的三大成果進行了總結：其一是凝聚廣泛政治意愿。黃部長表示，第一階段會議“為國際社會攜手應對全球生態(tài)環(huán)境挑戰(zhàn)，推進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注入了強大信心和政治推動力。”其二是通過了《昆明宣言》（下文簡稱《宣言》）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磋商提供了政治指引。其三是成立了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10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大會領導人峰會上的主旨講話中提出，中國將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支持發(fā)展中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yè)。成立該基金是中國作為東道國采取的務實而有力度的舉措，進一步展示了中國愿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推動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邁上新臺階的雄心和行動。

作為第一階段會議的“標志性”成果，《宣言》的通過尤為值得關注。作為凝聚與會方共識的政治宣言，《宣言》在回顧國際社會為生物多樣性保護事業(yè)作出的共同努力的基礎上，重申并強調了生物多樣性及其提供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和服務對人類和地球所具有的基礎性意義，以及當前生物多樣性保護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宣言》將與會方凝聚起來，共同作出承諾，通過提出并執(zhí)行有效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支持完善相關議定書執(zhí)行機制、將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xù)利用納入政府決策、完善各自國家生物多樣性戰(zhàn)略和行動計劃、加強和建立有效的區(qū)域保護措施及空間規(guī)劃工具、改革獎勵結構、推動社會各主體參與生物多樣性治理、加強宣傳教育、加強與其他相關國際和多邊進程的合作和協(xié)調行動等措施，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

《宣言》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磋商提供了政治指引，體現(xiàn)了各國采取行動，扭轉當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趨勢，并確保最遲在2030年使生物多樣性走向恢復之路的決心和意愿，將為全球環(huán)境治理注入新的動力。